转一文章，节选：《什么是大国》是秦晖先生在2007.4.1在广州《岭南大讲坛·公众论坛》上的演讲。
秦国：国“崛起”，民“跪下”
作为中国人，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，其中也包括在政治上、军事上强大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强大可以增进国民的尊严。但是我这里说的是很多情况下，不是一切情况下。在有些情况下，国家的强大不仅不能带来国民的尊严，反而带来的是国民的屈辱。
我要举的一个例子，最近播了很多帝王剧，正在热播的就是《秦始皇》。秦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国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国，唐人在唐诗中曾经有一句话，“况复秦兵耐苦战，被驱不异犬与鸡”。我们不妨看看秦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，秦国有没有反对派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这里列举的不是反对派，而是那些强秦的理论家们，完全是官方人士，他们是怎么论证秦国的强大和老百姓的地位。秦国的强大得益于商鞅变法，以前的历史书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，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。秦始皇统一全国，靠的是法家理论。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，商鞅和韩非代表着使秦国强大的官方理论、正统理论，也可以说是秦国的意识形态基础，这不是什么反对派的言论，这完全是他们正式的说法。
《大国崛起》播出之后，我看到一些文章，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不是一种好东西，为什么呢？民主制度从希腊罗马开始，就是因为西方人侵略成性，他们为了对外征服，所以他们本族人要团结起来，所以搞了一个民主制度，对本国人很好，但是对外族人很坏。说中国正好相反，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，不搞对于征服，因此不需要民主制度。我们可以对自己人坏一些，因为我们不想征服别人，所以我们不太在乎给自己人一些好处，团结起来征服外国，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。秦始皇的制度后来被认为比民主更人道，因为民主虽然对国内人不错，但是对国外人很糟糕。而我们国家以前这套制度，好像是对本国人不怎么样，但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和平的样本。西方人为了征服外部，需要在内部搞民主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是不成立的。希腊罗马他们当然也有对外征服，但是对外征服并不一定需要就要搞民主，比如说波斯帝国。搞民主的基本动力还是来自国内，并不是来自国外。
可是你看看《韩非子》和《商君书》就知道，为什么要强调强国呢？就是要穷兵黩武、对外扩张。《商君书》据说是商鞅写的，现在一般认为它有些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手，其他可能是出自商鞅的后学。《商君书》和《韩非子》，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读一下，那的确是千古奇书，只读四书五经很难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，不读《商君书》和《韩非子》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传统。
秦国的统治者、秦国当局，怎么总结自己的强大？《商君书》有一章就叫《弱民》，公然宣称“民弱则国强，民强则国弱；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”。国家要强大、要对外征服，首先要把自己的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。商鞅说你连本国的百姓都收拾不住，你还能征服外地吗？《商君书》有一句话，“能治天下者，必先治其民，能胜强敌者，必先胜其民”。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。《商君书》明确说，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，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，这赤裸裸的话，让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。商鞅的确够狠的，一点也不掩饰。他说“民胜其政，国弱；政胜其民，兵强。”因此他认为为了“制民”绝不能心慈手软，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。他说“治主无忠臣，慈父无孝子”，为了“胜民”绝不能让百姓聪明起来。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，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，“愚农不知，不好学问，则务疾农”，要百姓蠢一塌糊涂，就只会交粮纳税，别的一概不懂。“民愚，则知可以王”，百姓都愚蠢，我比他们聪明，就可以当王，如果他们都聪明了，那就不好办了。
强国就要弱民，为了弱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，商鞅说“农有余食，则薄燕于岁”，只要衣食有余，他们就不会努力，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。商鞅还有一句话，“足民何可以为治”，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，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，如果他们都富了，还稀罕你吗？他认为，国家要强大，就要使民“家不积粟，上藏也”，百姓家里没有积粮，所有的粮食都存在王那里。同时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，“行间无所逃，迁徙无所入，行间之治，连以五，辨之以章，束之以令，拙无所处，罢无所处”。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，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，旅店的老板说必须要有证明，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会受牵连，于是商鞅长叹一口气，说这是作法自毙，最后他被抓住五马分尸了。商鞅死了，但是他的这套制度还是，不说是永垂不朽，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。
如此“强国”，非民所望
《商君书》就明着说，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。如果满足了百姓的愿望，他们就会弄奸耍滑，让他们富起来，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，只有穷困潦倒他们才会卖力，也就是“任民之所善，故奸多。民贫则力，民富则淫”。说人民必须屈辱，才知道大人的尊贵；必须卑贱，才懂得当官的厉害；必须贫困，才会为赏赐而卖命。就是“民辱则贵爵，弱则尊官，贫则重赏”。要“富国强兵”，必须让百姓沉沦在辱、弱、贫、愚之中。
这样的强国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书，往往有一种一元化的判断，认为一个国家要强，在一切方面都会强。比如，秦国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，就说他的经济、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定不错，就说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，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经济是有所改善，但是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，在整个华夏，秦的经济水平仍然是很落后的。以往的历史书对此有一个错误的判断，可能产生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关中之地，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众不过什三，而量其富，什居其六。”但是这几十年来，研究经济史、地理、历史的很多学者指出，司马迁这话是一个文学家的语言，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。根据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以及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的分析，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讲的关中，是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，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，但其人口，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，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，也仅占不到17%，即使如此，其经济仍不能自给。而关东的魏、赵、韩、齐故地面积仅占11.4%，人口却占到60%，而且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，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，还有大量纺织品与其他手工业从关东输入关中。其实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，秦的老百姓是很穷的。当然他穷兵黩武，军队确实很厉害。
秦的经济落后，政治更是苛暴。商鞅、韩非这些人，我看有中国古今历史上很罕见的坦率。商鞅公然说，为政者，就是要让百姓不愉快，就是要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，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的事，这样国家才会强大。“政作民之所恶，民弱；政作民之所乐，民强。民弱国强，民强国弱。……民强而强之，兵重弱。……民弱而弱之，兵重强。”越是压迫老百姓，国家越强大，越是顺从老百姓，国家越弱。按照他的逻辑，那真是国家强大了，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我想古今中外的专制者，这样想的人并不少，但是敢于赤裸裸这么说的人，商鞅、韩非可能是最肆无忌惮的。因此，秦国虽然强大，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的了吗？在这里我就不列举暴秦苛政的具体例子了，我们只需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：统治者如果宣称要使老百姓富裕幸福，他实际上能否做到确实很难说。而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公然说，我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把百姓踩在脚下，“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”！我的统治就是要让百姓辱、弱、贫、愚，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，你奈我何！那么百姓的苦难还用怀疑吗？盛夸“强秦”造福于人民的谬说，实在用不着谁来反驳，商鞅、韩非这些强秦理论家自己就是最有力的反驳者。
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
最近有一部历史剧，主题歌说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，我看了之后真是哑然失笑。我相信不相信不要紧，但是商鞅、韩非相信吗？他们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吗？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只有在某种制度下才是真理，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那的确是得人心者得天下。民主就是靠选票，人家不选你，你就得不了天下，说白了就那么简单。如果在民主之下，不得人心者怎么可能得天下呢？民主条件下没有多数人的赞成你就没法执政，这恰恰就是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的理由。在法家制度下，他如果真的得了民心，何必要搞这么一套呢？明明白白的他就是知道老百姓是不高兴的，商鞅明确讲了，我就是不得民心，但是我偏偏就得了天下，你拿我怎么样？我是流氓我怕谁？
所以，在专制时代如果把这种善良愿望当做历史事实，不就成了“成者王侯败者贼”了吗？古代历史上几乎成为规律的“蛮族征服”现象，难道也是被征服人民（他们通常人数占绝对优势）的“人心所向”？这种历史观能成立吗？我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，这是一种好现象，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好现象，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。你要看看韩非、商鞅他们说的话，就可以很清楚，这些理论家从来不相信人民会拥护他们，而且从来不指望。韩非甚至将话说到这个地步，统治者你不要想别人喜欢你，也许你的老婆、孩子都会算计你。他说，你作为统治者，所有的人都是要算计你的，包括老婆孩子在内，但是你有本事，就是在所有人讨厌你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把所有人压的服服帖帖。哪怕你们都不高兴，但是我要让你们不敢反对，或者无法反对。首先是我能够垄断组织资源、摧毁民间认同，利用人性弱点等等，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。
面对这样的强秦，我们看到《商君书》和《韩非子》，会感到毛骨悚然。但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是不是作为一个弱国就会更好呢？我前面说过关东六国比秦国富，在和平时代关东六国人日子就是比秦国人好。但是你既然有强秦这样一个邻居，被打败苦难也非常深重。赵被秦国打败，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，致使举国尽哀，青壮男子幸存无几，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。所以暴秦的“强国弱民”之道固然可恶，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，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“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”的列宁式立场，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，太过火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强国主义和弱国主义、国家崛起与衰落，对老百姓恐怕都未必是好事，这可以说是一种无解状态，这个状态古代有不少人都很感叹。元人就有一首散曲，其中就提到国兴百姓苦、国亡百姓苦。要摆脱这种无奈，我们就应该明白，要追求国家利益，必须是真正国民的利益，而不能仅仅像商鞅说的一样，是统治者的利益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做"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"，这句话应该没有错，但是前提是，权责是需要对应的，国家兴亡，匹夫首先要有权。所谓匹夫要有权，不是说大家都去当官，人人都有power恐怕不行，但是要有充分的公民权利，要有right，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。匹夫无权，那么结果是兴如秦、亡如赵，就像元曲所说一样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也苦。匹夫有权，那么兴就像是英美，衰就像荷兰和瑞典，百姓都昂然挺立。
